早於1952年澳葡政府已設立「澳門總檔案館」，最初隸屬民政總局，1979年撥歸教育暨文化司管轄，接收公共部門檔案，並改名為「歷史檔案館」。1982年澳門文化學會（文化局前身）成立，歷史檔案室於1986年併入澳門文化學會，2015年改名為澳門檔案館。澳門檔案館的職能為收集、整理、保管及保護本地區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資源，當中包括接收政府部門移交的檔案，以及社團、個人所捐贈的檔案，協助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檔案政策，並供社會大眾利用。澳門檔案室亦為國際檔案理事會（簡稱ICA）的成員。¹然而，設立近60年的檔案館，直到2010年才開始比較恆常地舉辦對公眾開放的檔案展覽。

澳門藝術檔案的展示，不得不提的是現下屬於澳門文化局的「澳門藝術博物館」（下稱「藝博館」），藝博館於1999年3月19日開幕，館藏主要來自昔日澳門之賈梅士博物院，其他則來自博物館經年之的徵集與收購。2005、2008、2012、2015年藝博館舉行了四屆「以身觀身——中國行為藝術文獻展」，以此徵集了大量來自內地、台灣及港澳等地的行為藝術文件，而近年亦經常將其收藏的本地藝術品以不同的策展方式展出，並在官方網頁中有部分簡介。²2011年，吳方洲策劃了「澳門舊景新媒睇」展覽，當中將藝博館所收藏、受託管之二百幅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澳門紀實風景攝影作品，分成十多個不同主題的展區，再邀請八位當代舞蹈、影像及動畫藝術家，創作以澳門昔日影像為題的新作回應。其中青年攝影師黃駿傑將多幅展覽中的澳門風景照從平面影像再製成動畫，照片中帆船、雲朵、海浪、霧及鳥、行人、單車等由靜態變成動態，投影在展場上塑造出一如作品名稱《夢回濠鏡》的效果。影像工作者梯亞創作了錄像短片《他們看我們自己》，彷彿對這些「舊澳門」的書寫方式作了一次幽默的回應。片中由幾部六十年代，在澳門取景的港產黑白片的檔案剪接而成，如果不留心看，會以為是同一部片。在「他們」看見的澳門中，「我們自己」一方面充滿浪漫的異國情調，一方面又是個光天化日有黑幫追逐打殺的地方。這種他者對澳門的想像，一直延續到今天的香港或內地影視作品中。舞蹈及劇場工作者盧頌寧的作品《合照》，遊走在多個不同主題的展區中，以舞蹈方式與當中的作品對話，她一開始像個旅客一樣在梯亞的作品前自拍，還用即影即有相機跟觀眾合照，然後她在海上帆船的展區前跳著兒時學習的芭蕾動作，另一位演員進入，將她抱到澳門舊海岸線展區，隨著澳門填海造地年表的朗讀聲，她拿著手電筒照射每一張舊海岸線圖片，演員將手上的一盒金色巧克力倒在她跟前，然後每個圍觀的觀眾都可以分得一粒金巧克力，演出完結時盧頌寧將幾張自己童年，以及父母年青時在澳門戶外拍攝的照片投影在自己身上，投影結束，她把剛才跟觀眾即影即有的合照留在展場的牆壁上，離開。

「舊景」的反思型懷舊

幾位不同領域的創作人在這些消失的澳門影像中，各自作出個人的回應、延伸，如果說檔案將過去、消失的事物以各種保存手段作凝固，那麼這些建基在檔案之上的展演創作，又再一次溶解這些被固定的檔案、文件，以當下的視角進行再現或重新詮釋，變成了一種進行式的懷舊。

從2003至2010年間，藝博館已舉辦過多次澳門舊照片的展覽，而且在現實風景急速改變、具象徵意義的城市舊貌日漸消逝的社會發展下，這些黑白舊照片的展覽都甚受本地居民歡迎。而「澳門舊景新媒睇」在這些「舊景」不厭其繁地展示下，再邀請各種媒介藝術家以個人視點的、私密記憶介入展場，與靜態、被凝固的舊景對話，展示了策展人對漸成風尚的懷舊思潮進行反思與詰問。

俄裔美籍學者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懷舊的未來》一書將「懷舊」分為「修復型懷舊」和「反思型懷舊」。「修復型的懷舊強調『懷舊』中的『舊』，提出重建失去的家園和彌補記憶中的空缺。」且「表現在對於過去的紀念碑的完整重建」。「反思型的懷舊注重『懷舊』的『懷』，亦即懷想與遺失，記憶的不完備的過程。」且「更關注個人的和文化的記憶」。反思型懷舊者意識到「家園呈廢墟狀態，或者，相反經過了修葺，美化得面目全非。這樣的陌生化和距離感驅使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敘述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之間的關係。」³黃駿傑的《夢回濠鏡》意圖令這些舊風景照動態化，意圖修復一個已逝的澳門舊景，而梯亞、盧頌寧等則透過諷喻與個人經驗的介入，鬆動了懷舊照片中「老好日子」的主流意識，讓人對這些舊風景照產生一種「反思型的懷舊」，讓這些被凝固的舊景不只重建那個已逝的小城風貌，還帶來更多立足當下的閱讀角度，為還沒經歷過相中「老好日子」的觀眾，牽連出過去、現在以至將來的思考關係。如果我們將這些澳門舊照片，視為城市的檔案，那麼這些從中延伸的藝術創作的介入，則為由官方整存、展示的城市檔案，切開外在形貌底下的多重敘事。

相對於官方機構對城市檔案的隱藏與展示，澳門劇場活動的各種資料則散落於民間不同角落，除卻文化局出版過四部《澳門戲劇年鑑》（2013至2016年）及三部《澳門舞蹈年鑑》（2014至2016年）外，一直只靠不同的個人和團體在有限的資源和空間下，作有限度的保存，直至近年才有澳門劇場文化學會、澳門舞台管理技術協會及澳門舞蹈總會等團體，舉辦劇場不同範疇的檔案展示。當中又以主要傾向戲劇資料整存的澳門劇場文化學會，在檔案展演上較具持續性。該會從2010年至今已先後舉辦過七次不同主題、規模的劇場檔案展示，展出文件絕大部分都以該會轄下澳門劇場圖書室的館藏為基礎，而且都由該會理事長莫兆忠進行策展，一直主導著展示內容和展覽方式。直至2019年，澳門劇場文化學會開始將「澳門劇場文件展」列為一年一度的活動，而且邀請年青藝術家如黃詠思、鄭志偉等擔任聯合策展人，這些年青策展人面對著一批他們出生前就存在的劇場資料，連續四年探索著各種劇場檔案展示的可能性。

歷史書寫的對象，常常就是那些沒有經歷過書寫內容的人，旅居紐約的澳門策展人林小雯指出「劇場文化學會的文件展在立意上便呈現出一種批判性的立場，不僅梳理澳門劇場的歷史，也在思考資料的公共性與創造性。」⁴而「公共性」的意思，也許不是展覽中要告訴觀眾這些資料內容有多「公共性」，反而是在展覽中留下更多空白，透過各種讓參觀者參與的方式，進行「為何懷舊」的反思，以至「如何懷舊」的實驗。

如果檔案是有「偏見」的資料整理，2019年的「澳門劇場文件展」正強調參觀者的主動建檔。展覽以「⌘O」為題，「⌘O是甚麼？⌘+O是蘋果電腦上的快捷鍵，在微軟上則是Ctrl+O，兩者意思一樣，都是打開檔案或程式的指令。」⁵看來像實驗室的純白色展場，從牆壁、桌子、桌燈到存放展品的文件夾都是白色的，超過一百份澳門九十年代的演出場刊、傳單收藏在各種白色信封、檔案夾裡，參觀者在幾乎沒有任何指示的展場裡，需要自行決定自己的動線與觀看順序，自行打開這些信封與檔案夾，取出裡面的場刊與傳單。聯合策展人黃詠思便在訪談中提到面對如山的檔案文件，自己並不想去賦予它們任何角度或者「有教育意義」，「因為如我很有角度，就會好像給予它一種意思。我不想它有教育意義，讓你覺得我要告訴你，當年劇場或回歸前劇場的重要性在哪，或回歸前某幾年某些作品很有社會性。」⁶貌似不設主題的策展概念，也可看成「形式」即其「主題」，「那是想以一種引領觀眾探索為動機的姿態去展示作品，而非整理什麼脈絡出來。正因為想觀眾抱著單純的狀態去打開和發掘每一份場刊，展區亦因此以白色作主調，以減省視覺上的干擾，而每一份場刊都獨立地放進文件夾或公文袋裡，待人打開翻閱，光看設定，是完全沒有文字和圖像語言的存在。」⁷

翌年，新冠疫情讓很多劇場活動都要取消，黃詠思以「No Where To」為題再度為澳門劇場文件展擔任策展，她在自己撰寫的文章中提到「原以為與劇場文化學會合作的劇場文件展《No Where To…》會被腰斬，結果還是在六月份順利進行。當時展覽以「消失」為題——因疫情而誕生的題目——帶觀眾尋找過去消失／被消失的演出及劇場活動。我想提出的疑問是，消失是否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消失了不代表不存在。進一步的提問是，消失了，我們還會在意嗎？」⁸參觀者「踏進展覽《No Where To》，拾起手電筒，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展廳中，劇場演出消失的軌跡在微光下隱隱現了形。」⁹觀眾在漆黑一片的展覽空間中，彷彿扮演盜墓人，小心奕奕地親自用手電筒照亮被消失演出的各種證據，如宣傳單、申請信、新聞稿、劇本等，細心發掘它們被消失的原因。這些檔案因為表演而留下來，而後來者再觀看這些檔案時，又變成了一場表演。

參觀者透過「尋找」、「打開」、「摸黑」、「照見」的一連串身體經驗，讓這些被凝固的表演檔案，再劇場化，參觀者無法在既定的「說明」中得到意義，而不同的參觀者（無論是這些文件中所記載的過來人，或是還沒來得及被這些文件記載的後來者），都在參與這場檔案展演的過程，自行書寫了一筆歷史敘事。「反思型」的懷舊「更傾向個人敘事，這樣的敘事品味細節和紀念性標記，永遠延緩返鄉本身。」¹⁰

「劇場文件展」的觀眾參與

除了展示的方式外，劇場文件展還開始注意到「展品」的來源問題。2022年澳門劇場文件展，改在地方更為狹小的獨立書店中舉行，而最大的分別則是過去的展品都來自澳門劇場圖書室的館藏，但這次則來自「觀眾」。由鄭志偉策劃的「[from]Scene→[to]Zine」澳門劇場文件展2022，先舉辦以「劇場與城市」為題的工作坊，由參加者提供自己收藏的劇場文件作為小誌製作的素材，再經由策展人的討論與建議後，各自製作一本屬於個人的「劇場文件Zine」，展示的形式從觀眾體驗變成觀眾直接參與。鄭志偉認為「採用小誌的形式，是因為這表達方式很個人，都與自己有關，也可以透過自己的方式去傳播，無需要大型機構的支援也可完成。另外，小誌具備一定的社會性，能反映當下。『城市』這主題亦可連結劇場及參加者的生活。他舉例指，乘坐交通工具、在城市遊走到劇場看表演，或是在演出前驗核酸的憑據，都記錄了當下，都能成為Zine的主題，都能看到當下城市的社會性。」¹¹

工作坊結束後，文件展中展示了共十本由參加者個人劇場文件製作、主題各異的Zine，這些「展品」個人色彩濃厚，甚至帶有某種玩票、實驗性質，例如黃志業的《睇戲食飯》提及平日看完演出後，會跟同行的朋友去吃夜宵討論演出的食店；類似的還有Abel列出各個澳門演出場地，並標示看戲前可在附近吃甚麼的《澳門睇戲（唔遲到）飲食指南》（《澳門看戲（不遲到）飲食指南》）；另外劇評人沅泱的《直到看＿＿之前，我還沒去過這裡》記錄了她過去三年，在非正式劇場看戲的路線，劇場帶著從內地來澳讀書的她，走到許多自己未曾到過的澳門角落。而黃詠思的《溫馨提示》則收集了2020至2022年間，因為看戲而收到劇團或售票系統寄給她的電話短訊，提示內容包括演出延期、取消及種種場地防疫指引等。這些很個人的劇場文件，看到的卻是劇場所在地區的飲食形式、價格、距離，呈現出各個文化場所與民生形成的連結與失去的連結；而防疫政策、公眾場所防疫指引，正正是城市、人們過去三年的共同經驗。

莫兆忠在展覽訪談中提到「每個人都應有自己就劇場／城市經驗的存檔和論述，而不應依賴別人去整理這個城市的檔案」，「因為這牽涉到歷史觀的問題，即不是別人來告訴你歷史是怎樣，而是要整理自己的觀賞史或城市經驗，於是我就想可否找一些人整理一些屬於自己的文件展。」¹²也許這是個合理的想像與探索方向，可是這次文件展的參觀人次卻比過去三年少，一來展覽期間正值澳門疫情高峰期，影響人們出行觀展的意欲；二是「劇場文件」對一般人來說難引起興趣，而對澳門劇場人而言，「Zine」也是陌生的；三是過去大多劇場人來看文件展，是為了「懷舊」，看看有沒有自己參與過的演出文件，現在展示的Zine主要來自非圈內人，當中的資料未夠「懷舊」元素，也似乎無法令他們提起興趣來參觀。在有限的參與者、空間與展期，有限的傳播範圍、觀眾反應下，還有多年來大概一直因資源問題，而無法將這些資料與展示方式數碼化，讓檔案展示的生命得以延續，在在令這系列劇場文件展未能達到應有的影響力與傳播力。

近日不少澳門劇場團體或已收到由文化局寄來的「澳門演藝活動資料庫（測試版）即將推出」的電郵通知，而與此同時，澳門文化中心網站已悄悄更新，版面更富時代感，但截至執筆之際，在網頁活動日曆上，已再無法搜回2022年11月前的活動，即1999年3月至2022年10的節目資料已無法在網頁中搜尋；事實上，近年要回顧官方舉辦的演藝節目已愈來愈困難，自1988年首辦的「澳門藝術節」，現在最早只能在其網站中找到2015年後的資料，而1999年首辦，2017年主辦方由民政總署換到文化局的「澳門城市藝穗節」，現在亦只能在網站中看到2017至2022年間的節目資料，而且網站本身並不設有回顧按鈕，要靠使用者自行修改網址上的年份，才能夠看到過去幾屆的資料……。

消失，也許就是當下澳門演藝檔案最盛大的展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