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我沒有（或其實不敢）報讀暑期戲劇班，但家人會對我報讀實用課程很是支持，於是我有一個暑假的青春，用了在認識電腦運作和學習打字與速記。那個綠色屏幕在輸入指令後會跳出不同內容，我跟著筆記打指令，但不敢輸入其他東西；另一課堂則在一個放置了十多部打字機的班房內進行，滴滴答答的打字機聲音，現在想起來是很魔幻的：當所有同學一起練習時此起彼落的聲音。 打字班老師第一節課教的，就是認識左右手十隻手指，哪隻應該打哪個英文字母鍵才最有效快捷，然而有些鍵會是特別難打的，例如左手尾指打的a鍵就要特別用力，因為尾指不常用，控制不太容易，至於食指可以照顧的鍵會比較多，打大小楷和數字符號等亦有相應的配合。我的手指要適應打字機的設計，要配合才能有效地打出英文字；同時打錯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因為要用白色塗改液抹在紙上，乾了之後在同一位置上再打，如果墊了過底紙打則更麻煩──那些年的複製，是用過底紙。 打字這樣的技術性學習，對我的智能來說應該沒有很大的創造力，但我對身體如何與打字機互動，和這機器集體發出的聲音卻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後來我帶了一部電動打字機出外唸書，用它來完成作業，在畢業的那年，朋友說他的哥哥最近沉迷上網，我沒作聲，但心想為何有人可以一整天不停打網球。後來就是開始用電腦文書工具和電郵，再後來的事我也好像沒有記得多少了，其必須和日常，令學習這些技術的過程變得很短甚至不存在，懂得使用好像變得是身體成長和進入社會這系統的必要條件。 以上說的不是一世紀前的事。不久前，我從辦公室的倉庫發現保留了千禧年左右出版的一套書籍的印刷菲林稿，而我已經差點忘了當初認識的印刷程序，是要「出菲林」的。技術的發展遠超過我們身體的適應，心理如何同步和怎樣處理對之的恐懼也是必然的過程。最近我因為想進一步了解AI（人工智能）如何介入藝評書寫這件事而舉辦了工作坊，目的是與藝評人討論如何面對和利用科技，以致思考藝評人在這另一波範式轉移下的處境。有些藝評人卻認為，我是在鼓勵別人用AI寫作藝評，藝評人的定位、藝評的質素和如何寫藝評受到極大的挑戰，然而這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2000年資深藝評人小西在〈藝術評論機制的範式轉移〉一文中清楚地說明或預視藝評人角色，隨著報刊的去中心化與互聯網的介入而轉變：「但評論機制以及劇評人所扮演角色的複衍化與多元化的事實卻是擺在眼前：現在可供劇評人評彈春秋的場所不再局限於『白紙黑字』的報刊，大氣波段、互聯網、演後談、劇藝研討、劇評人年度座談等均成為了可供劇評人馳騁的牧場；而劇評人的角色亦不再僅僅是『寫稿佬』而矣，除了撰寫評論，他／她更可以主持講座、主講課程，傳遞知識，推廣藝術評論的寫作。」當時提出由報刊主導到機構主導，及至現在以社交媒體為展演（這比單純發佈有更強的表演性）的主導平台，藝評人憑藉個人可以掌握的可能性或彈性──包括知識產權、利潤等──比報刊和機構更多和更直接，但也更累人。在這個強調科技的世代，藝評人在純粹寫作外，懂得駕馭的不只是評鑑舞台美術和製作上的技術的運用，自己也要與科技合作協商。 我透過「AI與藝評」工作坊與藝評人一起體驗AI的可能性，總結來說當天參與的藝評人是當看完演出後不知道寫甚麼時希望AI可以提供靈感，另外就是期望AI可以提供文化和藝術理論支持評論的說法。後者似乎反映參加者對自己提出的欣賞與批評缺乏信心，認為理論可以進一步令讀者信服，同時他們對這方面知識是缺乏的。理論是否必需或怎樣應用在藝評內固然值得討論，當知識缺乏時求於AI也是普遍心態，我們的腦袋放的好像不再是通過學習、消化而獲得的知識，我們要懂得的，是怎樣能有效地讓科技生成材料，我們才「有信心」地在這些材料上再進行創造。 我試過讓AI去生成一篇《哈姆雷特》的劇評，它文字通順，「有紋有路」得來甚至提出與《馬克白》就復仇主題進行比較，是一篇比合格還要好一點的文章；誠然因為《哈姆雷特》比較多資料數據提供生成的基礎，用「香港話劇團」的《夜鶯玫瑰》就成了亂套的文字，然而復仇主題的比較肯定不是獨有的討論，藝評人如果要AI提供靈感進行書寫，而自己根本對曾經觀賞過的作品無感是很耐人尋味的；平庸的藝評文字，會隨著AI發展而難以生存。 從打字班到AI，我無法不與被取代和被邊緣化的恐懼感共存：我用了這樣的時間去寫如此這篇平庸的編者語，AI已經可以生成數百萬（可能質素還不錯的）文字了。目前AI已經可以就一幅畫作生成評論，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和評論表演了。這期專題就科技與AI介入表演藝術進行討論，一方面是展示各地不同領域藝術家在創作上的實踐與實驗，另一方面是討論未來表演藝術的可能性，它會航向怎樣的未知，是我們要關心的。特此感謝客席編輯張輝協助統籌部分文章。 正如作者邱誌勇所言：「AI與藝術的結合僅是一種輔助工具性，更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合作和協同關係」。我思考的不是讓藝評站在原地被恐懼感淹沒，是我們能夠迎向這新一波的範式轉移，尋找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