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只要貯存的形式就行了，它們不需要被說出來。只有記憶聯合失憶的部份，變身為故事才值得一說。」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p.219。 在現實比劇場魔幻的時代，劇場努力發明各種「嶄新」的類型，意圖在「帶框的虛構戲劇性世界」1以外，更逼近真實的生活，不但讓觀眾參與演出，還在日常生活中，在人們的口述記憶，以至博物館、檔案室裡採集創作素材，轉化成演出，讓「未加框」的日常，模糊劇場與現實的邊界。 現在我們還常常可以看到以個人或公共的歷史檔案直接作為展演文本（不只是「引用」）的藝術展演，或拼貼，或直接陳列、朗讀，甚至並非「文獻劇」／「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re）將檔案戲劇化，而是將檔案（或檔案與檔案之間）本身的戲劇性／表演性顯現出來。於是在很多非劇場類的檔案展中，我們卻感受到或參與成就其潛伏的「表演性」，而劇場的檔案卻變成了一件藝術裝置，安靜地在藝廊被參觀。林林總總的檔案展演，如何可以「記憶聯合失憶的部份」？如何演繹被抑壓、失聲的故事？並在再現「過去」中，建構不一樣的史觀？ 正如李海燕在文章中精確地點出︰「檔案是物質也是意識形態，與其他文本互涉，又自圓其說。不明確的起點，未竟的述說，歷史和藝術，無獨有偶。」 只有不斷翻動、探研檔案與公眾接觸的方式，讓凝固了的單一情節，開展出多重的敘事，讓檔案的建構與詮釋一直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