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我們自己的外人——我們是分裂的。……我與他人共同生活的不適感——我的陌生性、他的陌生性——建立在一種被擾亂的邏輯之上，而這種邏輯所調節的這一組對象，包括慾力與語言、自然與象徵，正是始終已被他者塑造的無意識。只有解開這種遷移——他者性的主要動力、對他人的愛／恨的主要動力、構成我們心理的陌生性的主要動力——我才能通過他者同我自己的他者性—陌生性和解，才能化用它，才能靠它生活。」1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社會對移民潮的仇視態度高漲。年紀輕輕即從保加利亞來到法國的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終其一生都與「外人」這個概念斡旋到底，1988年更寫下隨筆集《我們自身的外人》（Étrangers à nous-mêmes），從文學史與諸家理論中爬梳出「外人問題」的系譜。「Étrangers」一詞在法文中除了意指「外部的」、「外在於某邊界」，也有「讓人感到陌生的」之義。在書中的一章〈普遍性難道不是……我們自己的陌生性嗎？〉，克莉斯蒂娃從精神分析、本體論來探究文化內在的陌生感，並認為唯有當我們把差異問題烘托出來，他人的陌生性才有可能成為自我的生成條件。 「陌生問題」與「外部他者」雖然在移民、移動理論中最為首當其衝，但其實也可說明我們在社會關係中的種種挑戰。尤其，藝術作為各種邊界維度的觸媒，更是無法自外於對各種「陌異世界」的重新辨識與理解。譬如，因應各種主動或被動條件，被轉移或轉生到另一個世界，而穿越者必須帶著自己既有的認識論、往存的世界觀，去學習並適應那個陌生的異世界。從此端到彼岸、在地與他方——你和我的世界在經已全面接軌的當代下，我們還能該如何相互穿越、相看並回望？ 「異世界」作為一種敘事類型，歷來在表演、影視、文學、漫畫、動漫、電玩文化等無數文本中被徵引。異世界所貫穿通達的，不僅僅是時空量度之間的穿越，更關乎「經驗」的重整、修正與優化。兩兩相加，變數亦可相乘。 身處當代的我們，有著太多的跨國、跨文化、跨身分、跨物種、跨世代、跨專業、跨領域、跨媒介之「交流」，但我們卻未必容易有成功的「交換」。談論自己，或是提及原鄉、熟悉的領域總是容易的，但要理解他人、整合彼我卻總是困難。理解他人的過程總是需要先讓自身固著的價值觀暫時放下、換位思考，進而想盡辦法如何憑藉自身經驗來與異己他者溝通、斡旋、抗辯或協商。 「Worlding」一詞無法在字典中找到，卻在一百年來被應用在各種研究領域之中——卻也因此，這個單字的意涵在一個世紀以來從未被明確定義下來，反倒透過不同學科之間的碰撞，而成為保有彈性、流變的動態動詞。暫且將「worlding」譯作「世界化成」，其實也是意指一項「經驗整合」的藝術與技術。自我技藝的流變，讓我們得以身處在不同地方、場域中也能是屬於自身的飛地；面對陌異他者時也能讓彼此在不同世界之間開啟交換與對望，從而理解他人與他方。如何不再原地駐守以致固步自封，秉持著多重、多變的「世界化成」這一項世界性的自我技藝，都有可能將為我們展開下一個嶄新的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