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屆「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國際研討會（攝影：嘉霖，照片鳴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編按：第34屆「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國際研討會於2024年6月首次在香港舉行。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邀請了觀察員為活動撰文記錄。）
紀錄與文化軟實力
第34屆「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國際研討會於2024年6月首次在香港舉行，主辦方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藉此向國際展示本地和亞洲演藝紀錄的嘗試、實踐及成效。筆者有幸參與盛事，從中認識到國際表演藝術紀錄的發展，以及多個本地相關團體及組織。
除了常規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例如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演藝學院圖書館外，香港表演藝術紀錄還有賴本地各劇團單位自發推動，例如「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中英劇團」、「進念．二十面體」、「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還有澳門的「石頭公社」及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等；更有筆者稱為「應用性紀錄」單位，例如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茶館劇場、大館和紀錄片《戲棚》等；以及各類整存演藝歷史的刊物。整體而言，發展雖尚未成熟，記錄作品的機制和風氣還有待加強，但足證即使資源有限，文化工作者仍然用創意和意志，開拓出獨有的記錄之道。
研討會的參觀活動：馬胡鮑李大劇團 – 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戲劇特藏看香港劇場文化傳承」展覽導賞（攝影：嘉霖，照片鳴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綜觀四日的研討會發表，各國博物館的趨勢不出所料往數碼存檔發展，除了蜚聲國際的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還有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數字平台、日本的坪內紀念演劇博物館（Tsubouchi Memorial Theatre Museum）、新加坡的亞洲莎士比亞跨文化網絡檔案庫（A丨S丨I丨A）等，通通都是規模龐大的資料庫，而且部分資料是「一鍵進入」即可欣賞演藝作品的數碼紀錄，具有高度群眾可達性，對於劇場研究和一般大眾都是低門檻的資料寶庫。當然，如此龐大規模的營運，背後需要大量資金及政府支援，未必能作為其他中小型單位的參考，因此研討會亦邀請到另一類民間組織的演藝紀錄團隊，例如非牟利組織新加坡42新劇中心和不少學院、學者發表研究成果，包括法國「陽光劇團」、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等。數碼博物的優勢，除了能有效減輕儲存實體館藏的空間需求，還有可針對劇場演藝作品這類稍縱即逝的藝術類型，進行更完整的保存，隨時向國際展示文化軟實力，一舉三得。
香港與澳門的實踐
然而，大部分地方的博物館生態及資源，要發展到具學術嚴謹性的紀錄也充滿挑戰，因此各地博物館和演藝工作者的熱情，讓紀錄長出了不一樣的模樣。以港澳為例，循相對規範化模式進行紀錄的，有進念．二十面體的進念實驗劇場文獻庫，記錄了藝團四十年來的作品，包括演出影像、劇照、創作手稿、藝評及印刷品等等，公眾可免費瀏覽；中英劇團亦獲政府資助，而成立了專業、配置合適器材的文獻資料庫，聘任了至少兩位修讀相關課程的員工管理。
除此之外，亦有劇團嘗試以各種另類手法，將演藝作品記錄和再現，例如中英劇團將多年來口述歷史計劃的演出內容，重製成小型裝置藝術，帶到社區進行展覽，讓作品以全新樣貌重生；石頭公社則以劇團歷史作為主題，以劇場製作《石頭外傳》回應紀錄，一邊平緩地讀出劇團每年每月的活動資料，一邊穿插團員對特定事件的回憶，構成歷史性與個人性的交織敘事，在黑白枯燥的紀錄中種入個人種子的生機。
而筆者所稱的「應用性紀錄」，即以更為靈活的方式，將紀錄內容活化、詮釋、應用於空間中，例如茶館劇場，讓觀眾一邊「飲啖茶，食個包」，一邊欣賞配以主持導賞的戲曲展演，積極向觀眾及遊客推廣粵劇；而戲棚文化更是結合空間建築技藝、儀式盛事以及消閒活動的重要例子，具體呈現出文化傳承如何作為一種「活的紀錄」，記錄並重現的不止是舞台上的演出，更是觀眾的行為、體驗與接收方式。
中英劇團的小型裝置藝術一（攝影：陶悸）
演藝紀錄的倫理議題
研討會除了各類型表演藝術紀錄團體的個案研探，亦有針對表演藝術紀錄研究的論文發表。當中有一篇有趣的論文，啟發筆者思考演藝紀錄的倫理議題：〈香港劇場存檔的恐怖故事：劇團「劇場組合」的「消失」〉，發表人陳瑋鑫追尋由詹瑞文和甄詠蓓聯合領導的「劇場組合」的營運軌跡，發現這個當年極受歡迎、主動脫離政府資助、在劇團內成立本地少有的戲劇文學部門的劇團，在劇團發展中斷後，如今在網絡上銷聲匿跡，劇團網上的資料無可追尋，是為一個演藝存檔的「恐怖故事」。如今可考究的，有當年以實體印刷出版的場刊、訪問、報導的紙本資料，點出了網頁作為紀錄方式，和數碼存檔並非一般所想地「永恆」而萬無一失，博物館學需要數碼和實體兩者並行。
這觀點固然重要，尤其正當世界前仆後繼地擁抱數碼浪潮，過程必然會產生盲點，更需要提醒大家實體文獻典藏不可被取代的價值。筆者認為更有趣的是，這篇論文的前設——演藝典藏的消失必然是可惜、需要避免，即使可能決定刪除資料的是藝術家本人。
劇團對網站資料的管理，理應具有決策權，那麼消失的數碼文獻其實並非純然「可惜」，而是仍然受藝術家意志支配的產物；而那些散落民間、去中心化的紙本典藏，才是脫離藝術家意願的浮木，我嘗試帶出的問題是：藝術家應否對自己的作品、資料、相關論述具有全盤支配權。
這裡，我們很難不聯想到作家卡夫卡的遺願：「這是我最後的請求：我留下來的所有東西……不管是日記、手稿、書信（別人寄給我的和我寄給別人的）、速寫稿等等東西全都要燒掉……我不希望有人會讀到這些東西。」 我們後世閱讀這位偉大作家的作品，全都是違背他遺願的窺探。這裡牽涉到藝術倫理（藝術家的才華是否僅屬於他自己？）和財產法規（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年期），若談到舞台表演這種構成集體回憶的藝術，則更牽涉整個群體共有的生命經驗及公眾利益，藝術家要否對其負責任？
在一個表演藝術典藏研討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筆者不知道是否恰當，但這是重要的問題，所回應的是我們「為甚麼要記錄？」的大哉問，答案不只是一般功能性的益處（推廣藝術、傳承、借古鑑今等），而是從更根本的倫理上，反思我們應該以甚麼態度看待人類表演行為的足印。
陳瑋鑫在研討會發表論文（攝影：嘉霖，照片鳴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亞洲首辦與解殖（Decolonization）
「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在1954年成立，2024年適逢其七十周年，並首次在亞洲舉行國際研討會，確實意義非凡。「非凡」在哪？或許是，亞洲終於有能力被認可／被接受／成功爭取作為國際表演藝術盛事的東道主，打開歷史性的一頁。全球走過了數個世紀的殖民歷史，去殖民化運動在二十世紀開始湧現，緊接著民族國家主權的重置後，前殖民地國家的國際與外交地位亦重新大洗牌。以這個脈絡來觀察，是次研討會有著更幽微的有趣之處。
研討會一篇論文點出了這個主題：〈荷蘭劇場典藏及其馬戲團藏品中再現亞洲人的方式〉。荷蘭曾是殖民大國，而藝術一直都是再現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幾個世紀以來，東方一直不斷被西方凝視，並重製成各式各樣藝術品的形象，構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人。那種刻板印象除了影響西方人如何看待遠在東方的他者，更會影響東方人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薩依德所謂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在論文發表期間，講者一直以謹慎、語帶尊敬的態度交代荷蘭戲劇學會部分再現亞洲人的展品，並以此為題目。換言之，他研究的對象，是那些如今「政治不正確」的藝術典藏。這又帶出了另一個有趣的提問：我們應該抱持甚麼態度，去觀賞這些「意識形態不友善」的作品？綜觀整個研討會互動，我認為香港的確是亞洲中足夠成熟／寬容去處理這些殖民爭議的地方之一。多年來的中西交匯，有機地培養出一種「凝重而不暴怒」的歷史態度，容讓討論有發生空間，確為難能可貴。研討會不只具有聯繫互通的功能，更能透露出前沿的國際互動新趨勢，有利創見一個更多元並茂的世界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