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bg
文章
Jul 27, 2022
2022年06月號

在國際交流中思考自己:莊梅岩與鄭政恆對談「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 鄭政恆
    鄭政恆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現為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真論》總編輯、《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 莊梅岩
    莊梅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心理學榮譽學士、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編劇系深造文憑畢業。英國倫敦大學Royal Holloway編劇碩士。除撰寫舞台劇外,亦從事劇本翻譯、改編、音樂劇及歌劇之文本創作。 憑《留守太平間》、《找個人和我上火星》、《法吻》、《聖荷西謀殺案》及《教授》五度獲頒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獎。2003年獲香港戲劇協會頒發傑出青年編劇獎。2004年獲亞洲文化協會頒發利希慎獎學金赴美遊學。2010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戲劇)。2012年獲《南華早報》選為香港廿五位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近作有亞洲協會(香港分會)製作、關於香港外地女傭之歌劇《Mila》,2018年香港首演後在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下於紐約及三藩市巡演;原創劇本《短暫的婚姻》、《公路死亡事件》及《5月35日》。另著有《莊梅岩劇本集》,由天地圖書出版,獲頒第九屆「香港書獎」。 電郵:cancer0909@yahoo.com.hk

日期:2022年5月6日
時間:5–6pm
訪問與修訂:陳國慧
整理:葉懿雯

自1967年開始,由保羅.恩格爾(Paul Engle)和聶華苓創辦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讓超過1,500位來自150個地方的作家,在愛荷華聚首交流,是國際文學界重要的事件。香港曾經參與過的作家包括鍾曉陽、潘國靈、董啟章等,劇場導演和編劇陳炳釗也在數年前參與過。另一位編劇莊梅岩在大家如此沸騰地思考、討論或參與離開的情況下,於疫情稍緩期間,赴愛荷華出席寫作計劃,坐飛機原來大家也會有很多猜測。原來現在出外交流,也不是簡單的事。編者邀請了剛回港不久的莊梅岩,和在2015年參與寫作計劃的詩人、編輯和藝評人鄭政恆對談愛荷華經驗,分享他們在參與計劃期間,是如何思考國際與視野。

直面作家的文化

鄭政恆參與計劃已是六年多前的事,當時整個計劃為期十星期,該年連他在內有34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參與,華人作家除了他以外,還有台灣的鍾文音、澳門的姚風,男女作家的比例較平衡。鄭說當時香港社會較為平靜,不像2014或2019年成為世界焦點,與在不同社會事件聚光燈下參與的鄧小樺、陳炳釗、陳麗娟、莊梅岩的情況有點不同。他表示,那時是美國即將選舉的年頭,特朗普尚未上台,「以我認知,大學內的政治傾向大多較親民主黨,但當時政治氣氛不濃,我又是個局外人,外面的世界也相對近三、四年平靜,所以較能專注自己的創作。」

Matthew_orientation.jpg

然而在國際語境又何曾平靜?在這樣的環境直面不同作家的文化處境,也許更能思考自身。他特別分享了當年參與時,認識了來自緬甸、阿富汗等地的作家,這些地方在過去一兩年,隨著世界政治環境的轉變,曾經享有的自由空間突然收窄。例如有一位緬甸詩人貌玉百(Maung Yu Py),2021年緬甸軍方政變,民眾上街抗議重新囚禁昂山素姬,詩人因參與抗爭入獄,鄭在《聲韻詩刊》發表了一首詩給他。同年阿富汗面對同樣的問題,塔利班重新上台。鄭回憶那年有一位比較關心社會議題的阿富汗女作家Homeira Qaderi,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她曾出版一本英文書寫的回憶錄《Dancing in the Mosque: An Afghan Mother's Letter to Her Son》,講述自己的生平。

心態不同 更有自覺

莊梅岩亦很認同,與來自不同寫作背景和政治環境的作家交流,是一場很好的相遇。她在獲得寫作計劃邀請時,尚未發生社會運動;也未書寫《5月35日》。她說當時在遞交寫作樣本時,選了《中山.逸仙》和《野豬》,也沒有太在意題材。後來因為家中事務、懷孕和疫情,她延遲了三年才起行。起行前,莊梅岩問大會,是否可以繼續以原先交上的作品作為樣本,「他們問會否有更近期的作品,於是在大會那本小冊子中就加上了《5月35日》」,莊後來也有與其他作家交流了作品的選段。她分享道:「我覺得起行前後的心態不同,當初覺得這只是我人生其中一次到外地的交流,但當我離開香港,踏足愛荷華,卻有不同感受。」

經歷了社會運動加上現在的氛圍,莊坦言有時也會顧慮不同看法,思考說話是否需要更小心。「雖然在外地分享,畢竟想忠於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講自己想講的說話,但我也會比較有意識保護自己,如有些分享的活動會觸及香港社會運動的情況,我會表明不作錄影,如此我會較能自在地表達。」人在外地,如何準確地表述自己是一大挑戰,莊笑說:「使用自己的語言當然比較能夠拿捏如何講述,但是在當地分享須用英文,情緒一激動,我便會甚麼都說出來,所以更不想錄影了。」

在外地紓解抑壓情緒

莊梅岩說寫作計劃因為疫情關係,人數沒有如鄭政恆該年那麼多,連她在內只有15人,1女作家較多,而她是唯一的華語作家。作為「代表」,她並沒有太興奮,因為到埗後,莊梅岩要先處理一件複雜的事情:自己的情緒。遊走在不同的身分和責任之間,見證著香港這兩年的變化,「我平時要照顧小朋友、老人家,很多情緒沒有時間釋放。記得初到愛荷華的首兩周,有好幾次躲起來大哭,我覺得自己是在釋放在香港時抑壓的情緒。」她表示當時思考了很多有關身分認同的問題,情緒上也難免波動:「但當我認識到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有些其實自出生起便面對不同情況的打壓,這稍稍安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覺得好像是在面對『半杯水』的問題:到底是要懷緬失去了的東西,還是看著餘下的『半杯水』,思考如何繼續『飲下去』?」

Cancer_Exchange2_resized.jpg

既然都是以寫作為創作的管道,即使以不同形式表達,參與的作家會否有特別關注的議題或共同的想法?也許沒想到,莊梅岩說的共同關注,實際得很,是錢。「我們要到了計劃後期,才談到錢這個共同話題,談到出書、版權、於講座分享應否收錢……我們說應該一早討論這個話題!」她笑道。誠然,作家個性各異,關注的事情也不盡相同,因此拓寬了彼此觀照事情的光譜。莊梅岩說,「例如有一位緬甸作家,經歷的社會運動和我們經歷的很不一樣 ,她比較年青,對於政變後的緬甸仍充滿希望。另有一位作家則很重視女性權益,分享了她的國家怎樣看待女性,而她又如何抗衡那道阻力。有一位作家來自圭阿那,很關注中國對於他的國家發展、政制的影響,他是寫小說的,和我做了訪談,說他很想多搜集這方面的資料放到小說裡。」

想像讀者群與翻譯策略

既然作家關心實際的問題,那麼如何想像自己的讀者在國際層面的開拓?鄭政恆說「翻譯」是一個關鍵詞:「在外地交流感受更深,文學世界仍以英語主導,只能透過英語接觸世界。大部分香港人以中文、廣東話創作,作品如果要走往世界,無可避免需要翻譯成英語,所以說到推廣,即使現在有互聯網,但最後落實到文本藝術,還是要透過翻譯才做得到。」

他分享了他參與的那一屆,有一些作家喜歡做翻譯。鄭政恆說有一位瑞典作家Marie Silkeberg,她同時是翻譯者,他最喜歡和她聊天,並從她身上學到很多。「當時美國著名詩人Claudia Rankine來愛荷華大學舉行朗誦會,好幾百人坐滿了講堂,很厲害。那邊的文學朗讀會是很簡樸的,簡單朗讀選段,而Claudia Rankine加插了一些關於黑人、歷史、政治的解說。那次發表的詩集《Citizen: An American Lyric》,在數年後便由那位瑞典作家翻譯成瑞典文,她引介了別人的創作,透過翻譯帶到其本國語言中。」

鄭政恆表示,文學翻譯其一是外譯,即是如何讓別人看見自己的作品,這目前仍然是以英語為主導,接觸世界,這是較主流的途徑,「當然翻譯成日文等其他語言也有意思,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翻譯人才。」他續說,「另一種則是向內的翻譯,就是看到了外國的東西,參加了外國的活動,讀了一本書,將之轉化吸收成為自己的語言……我們同時需要這類人才,可以吸收別人的東西成為本土語言,提升視野,當然最理想的是吸收後能碰撞出新的創作。」對他來說,國際交流就是「外譯」和「內譯」之間的雙向溝通。

Matthew_828.jpg

莊梅岩也分享了她的看法:「我特別記得一位立陶宛詩人的分享,她的國家不足三百萬人口,但感覺這完全無損她的創作動力,沒有影響她的取向,反而促使她很努力想辦法翻譯作品,讓其他人認識。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在意市場,不過他們會很努力讓外地人知道自己的作品。這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學習。以前我時常在想,香港的劇場界對比美國百老匯、英國西區劇院,最大的問題就是觀眾群太小,很難發展。但我們有七百萬人,立陶宛的人口不是更少?而且,她是詩人,作品是詩,聽他們說詩集的讀者更少。一位年長作家說有時賣到五百本已經很不錯。我們是在說笑彼此的處境,但這並無影響他們的創作,和努力地翻譯作品的意志。在愛荷華,每星期會有一、兩個環節幫助作家尋找翻譯的配對。我覺得這很好,焦點不在於市場大小,而是如何讓更多人認識作品。」

沉澱自己 思考作品與社會

當焦點落在香港,身處香港時的創作者和觀眾各有期待,這些期待可能互相影響。鄭政恆說,「近年我們總覺得創作狀態緊扣著社會狀態,確實,社會運動、疫情都很影響創作世界,很感受到外在環境如何影響心情和創作狀態。」然而,他回想那年到愛荷華,則是另一種釋放,這與莊梅岩的情緒釋放,可能有呼應之處。「在香港要工作,創作時間緊迫,需要追趕很多事情,到了外國則可以放鬆,看自己想看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時就是需要這些釋放的空間。」他續說,「在香港難免會很常規地做習慣了的事情,或是投入在那個時代環境、社會狀態中創作,有時出走外地,可以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情和創作。所以2015年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有很好的環境回看自己做過的事、想過的事,然後梳理或整理自己。」

莊梅岩很認同,「來到新環境,遇見新的人和事,會刺激思考,這一點本身已經有利創作。此外,家眷不在身旁,交稿期又不緊迫,比較有閒心去探索自己的靈魂。」她分享在愛荷華期間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看畢寫作計劃創辦人之一聶華苓的自傳《三生三世》。「可能是在那個環境,她又寫得很好,我一看便停不了,看完厚厚一整本書。我一般比較愛看小說,較少看這類型的書,但那次閱讀是個很好的時機。從中國內地到台灣和後來的美國,聶華苓在三地經歷了很多,我覺得歷史真的不斷重複,雖然不是一模一樣,但很多東西令我覺得,其實香港遭遇的不是甚麼新鮮的事情。我們身為創作人、寫作的人,現在面對的問題其實每個世代都會面對。我突然間有種想法:為甚麼覺得自己可以幸福平安地過活?」

莊梅岩特別喜歡書中聶華苓寫及籌備這個寫作計劃的部分:「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作家來到參與,有些政見不同,有些同仇敵愾,很多截然不同的思考走在一起,但大家都可以共處,可以談學問、談藝術。這件事讓我很珍惜在愛荷華參與這個計劃的時光;後來也有特別安排讓我去拜訪已退休的她。我很感激她的用心,她很明白作家需要怎樣的空間,很明白讓我們在這個地方交流、做一些新嘗試的重要。」鄭政恆也分享了這寫作計劃的另一面向:「計劃創辦於1967年,正值冷戰年代,但計劃很具世界主義視野,展現出對於『世界』的大同想像,非常厲害。至今世界上很少有這類計劃,希望把世界各地的作家聚在一起,共處一段時間,一起用文學的語言創作,打破對創作、文學活動、文學組織、地域的想像。雖然時代可能有種種限制,歷史又好像不斷重複,但有些人超前於身處的時代,異想天開,實踐構思,甚至延續舉辦半世紀,而當中不同人的經歷和想法又會帶來一些新的東西。」也許,就是有這樣一種明白人文心靈的溫柔,才能讓眼光能放遠世界,和未來。

Cancer_Exchange1.jpg

流動定義 迂迴找路

有一個問題,是出外交流時往往會令人思索良久的,就是如何介紹自己。如何向別人述說自己來自甚麼地方,這故事真難說。「我覺得這真的很複雜」,鄭政恆說,「在這樣多元的文化背景,有一個字眼很容易讓人混淆,就是『Chinese』……甚至有一個更大的字眼——『Asian』,在他們眼中,你只是一個『亞裔人』,很難突出自己的個別身分。外國人對於很多東西很難分得仔細,看到你的臉孔就是『亞裔』,便歸成同一類;然後只能再解說是『Chinese』,但即使是『Chinese』也很複雜,要慢慢說得對方明白。保持香港的特色、聲音是重要的,我們的獨特個性,包括我們的文化和文學,對方亦不容易一下子理解,特別是香港文學一直在國際社會曝光不足,所以他們認識不多,是個很大的挑戰。」

到底要怎樣開始打開空間呢?原來是電影。鄭政恆說,「我先談香港電影,說起王家衛,指出他的電影《花樣年華》、《2046》深受香港文學重要作家劉以鬯的影響……要如此迂迴。香港電影作為香港文化的代表,可能是他們比較熟悉的香港文化,是個打開話題的好方法,甚至他們討論時會主動和我分享他們看過的香港電影,包括王家衛、吳宇森、徐克的作品。」莊梅岩則回應,她沒有特別的辦法:「計劃有個環節,請每個作家輪流介紹自己來自哪裡、工作屬於哪一類型。頭一、兩次看著別人介紹,心裡有種鬱結,不知道怎樣述說。如果真的要說,有好多東西要說,好像要從鴉片戰爭說起,才能講述得清楚。我在福建出世,三歲來港,於是,我便選擇由移民的身分說起,再講述在香港的成長,和這幾年所經歷的事件。參與了這兩個月的寫作計劃後,我時常在想,如果沒有經歷這些年在這地的事件,我不知會怎樣述說自己,真的想像不到。」

鄭政恆提及,也斯在九十年代香港回歸前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鄭回應莊的說法,「到底怎樣講,可能講不清,(現在)可能是沒有空間講。」莊則表示,當難以述說香港故事時,會強烈感到更加孤獨無助:「有時不知怎樣述說,但述說時總有一絲希望想有人理解,並尋求某種公義。在真實生活裡面,很多公義都無法彰顯……正如鄭政恆所說,他們對香港理解不深,甚至乎我會覺得世界各地正發生更嚴重的霸凌。我們那屆參與的作家裡面,有一位是逃亡來的。但他的處境不會令我覺得自己『幸福』,反而覺得鬱結。但有趣的是,就是因為發現透過語言交流,也得不到別人的理解或認同,加上發現公義難以從中彰顯,於是便會尋求自己內心的公義和自在,這個過程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