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出爐，提倡舉辦更多大型、多元和創新的文化藝術活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提供平台，同時促進盛事經濟。藍圖公佈前一個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十月底主辦「粵港澳大灣區藝文界交流會」，當中有一場圓桌會議，討論到文化空間、跨界探索的主題。有講者提出，藝術發展不應為了觀眾和政府服務，更要促進藝術人才培育，保留批判意識，借鑑其他地方的經驗，應對自身環境限制。

藝術價值　由小紅書熱度定斷嗎？

「避難階段」藝術總監劉曉義在「粵港澳大灣區藝文界交流會」的大型圓桌會議發言（攝影：Eric Hong，照片鳴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以實驗劇場見稱的新加坡藝團「避難階段」藝術總監劉曉義，曾為本港九大藝團「進念．二十面體」的駐團藝術家。有別於其他講者，圍繞中國內地演藝新空間的營運之道，他一上台就說自己沒有空間，也沒有經營的成績跟大家分享，但「當你沒有空間的時候，整個城市就是我的空間，因為一座城市就是巨大的文化空間」。

他認為，對於文化藝術來說，「藝術節」尤為重要，可以建構出一個城市的另類空間。但他覺得，現在很多「藝術節」都變成展示節目似的，花費大量資源，只談短期效益，沒有深入交流。例如，錢花在開幕式和閉幕式上、掛名的發起人或藝術顧問身上，請來一堆影視明星拍片祝賀和邀請海外的經典演出等，來參加藝術節的藝術家，很多時就好似賣藝，變成完成政績和旅遊的工具。

就算有交流，很多時也是各說各話，談自己做過甚麼宣傳廣告，而非交流自己的困難和挑戰；談的都是觀眾拓展的商業策略，而非藝術家的拓展策略；又或只是聚在一起，互相抱怨賣不出門票，這種聚集彷彿只是為了觀眾或政府服務。

質疑場次多不多、票房好不好、有沒有得獎、拍照好不好看、小紅書熱度高不高，來做藝術價值的評估標準，而沒有關於人才培養的研究，沒有關於藝術形式發展的討論，沒有關於文化環境和文化政策的批評和規劃，也沒有對於主辦城市的文化現象有深入分析。他問道，一個「藝術節」的主辦，是批判還是複製？有沒有評論到現有藝術生態，成為一個有助研究和規劃的文化智庫？這些都是他一直思考的問題。

辦「反藝術節」提倡批判　以政策白皮書創作劇本

避難階段在2017年至2019年間，在新加坡主辦了一個以過程、藝術家和亞洲為中心的「反藝術節」，每年約有二十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藝術形式的參加者聚集起來，包括表演者、藝術家、製作人、教育者、文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正正因為大家來自不同城市，所以會不斷討論和批評各自城市的文化政策和環境。

有一年「反藝術節」的演出，就是以新加坡政府頒佈的文化政策白皮書作為劇本，當中不乏調侃、諷刺的內容，乃至重新思考藝術家眼中的文化政策應是甚麼模樣。有一年，他在中國內地舉辦另一個「反藝術節」，沒有資助、沒有門檻，不會審查內容，就在三十個小時內，做了十六個節目。他們在一個偏僻地方，用到美術館、書店、咖啡館、草地、村子廢墟等場景，進行劇場演出、放映會、視覺裝置展覽、影像藝術、行為藝術、工作坊、音樂會等，整個空間非常多元，如像無政府的狀態，一個臨時起義的藝術家聚會。

「避難階段」策劃的「反藝術節」（照片由劉曉義提供）

最後一節論壇，談到關於這個「藝術節」的未來，應否申請資助？大家有沒有可能主辦活動？應不應該量化活動的價值？他說，這個「藝術節」只是一個例子，可以替換成其他項目，原則就是討論過程要保持開放與傾聽，有隨時被說服的心理準備，如像一個對話遊戲。

對劉曉義來說，「藝術節」的關鍵在於，能否對一個城市的文化空間、文化生態、文化政策，進行研究、辯論、批評，甚至規劃。他希望劇場可以成為有公共意識、能夠討論公共課題、扮演批判思維視角並屬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

跨越經驗　應對自身環境限制

台下有觀眾形容，劉曉義的發言好像罵著一種社會現象，問及他所謂的「反藝術節」，「反」的那一面是甚麼？劉回應：「反甚麼？誰覺得自己被罵了，就是反他了。」他認為，當有評論，甚至批評出現時，才是對話真正的開始，他不希望藝術界只充斥客套話，而是要帶來一些新的衝擊、新的力量。

「我一直相信『跨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只有『跨越』才會帶來新的空間，不單止是藝術家跟藝術家之間的跨越，也包括藝術家跟評論人、製作人、策展人、政策制定者，如何換位思考，角色扮演的跨越。」

「請來自不同地方的藝術家，不單止是為了把他們湊成一台演出、消費他們，而且希望他們帶來他們所在城市的經驗，跟我們分享和討論。因為在一個地方裡的常規操作模式，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可能會變得新奇，通過不斷跨越、互相學習，也許就可以應對很多我們在自己的大環境裡無法應對的問題。」

他也提到：「交流很多時會變成表面的文化輸出，就是我到你的地標建築演個戲，你到我的大劇院演個戲，但對我來說，這是沒有意義的，一次的交流也沒有甚麼意義，長期的交流、可持續的交流，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體制限制創作　還是創作改革體制？

交流會冠上「大灣區」之名，談及「大灣區」的角色時，劉曉義形容是一個思維練習的例子——如何找出自己的位置。「當然香港跟中國內地的體制，本來就很不一樣，體制不一樣，本來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討論，是我們的體制影響我們怎樣思考文化創作？還是我們的藝術創作，有辦法反過來影響我們的體制改革？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龐大的問題。」

「一國兩制裡面是不是可以像一桌二椅的樣子，大家坐下來，你跟我不一樣，但是我們可以有平等的對話？我覺得這是文化交流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如果一張桌子的兩邊，一張椅子比另外一張椅子重要、大、或者更具有壓迫性，那這個對話應該要怎麼進行？」

「很多在政治上無法進行對話的時候，我覺得文化工作者跟藝術家，可以先展開這樣的對話，因為按道理，搞藝術的人應該是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加具有批判性。」

保持差異、獨特、批判

台上另一講者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理事長莫兆忠提到，在社區營造的概念當中，就是要明白社區裡面從來都是一個非常複雜、有很多個體交雜的地方，從中拉出每一個人的特點是非常重要；套用在大灣區上，每一次的交流，更重要是拉出每個地方的差異出來，才能真正達成交流。

創作創意有限公司營運及創作總監鄺華歡補充，大灣區包含很多城市，不論在交流，抑或共鳴上，都應該找出自己的獨特性，有差異才會有趣味，否則大家就會變得一模一樣，創作出來的內容，找任何一個地方來做，都會變得沒有差別。當香港和澳門跟內地的體制不一樣，更要發揮這個體制不一樣的有趣地方。

「粵港澳大灣區藝文界交流會」大型圓桌會議（攝影：Eric Hong，照片鳴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劉曉義再說：「當我們談到香港和澳門是不一樣的時候，就好像是一個小眾，而小眾的姿態是非常重要，因為小眾常常扮演著批判者的角色，對中心的批判，我覺得劇場、文學、藝術家、香港和澳門也好，自我的定位非常重要。」

他在演講完結時，提出了十個問題，讓台上台下的人反思，一個「藝術節」：

1. 1. 有沒有超越節目層面的藝術視野？
2. 2. 要如何策劃深入和長期的交流？
3. 3. 如何作為文化領導人才培養的平台？
4. 4. 如何促進文化評論、論述與研究？
5. 5. 如何推動文化政策的討論與規劃？
6. 6. 除了市場導向，經營模式和可持續性策略還有沒有其他可能？
7. 7. 如何評估非成果導向和非量化的價值？
8. 8. 如何改變出資人和政策制定者的思維模式？
9. 9. 如何引領和挑戰觀眾而非迎合和取悅市場？
10. 10.如何分配資源，成為進行長期研究和發展的空間？

用引號括著「藝術節」，因為他多番強調，可根據各自的情況，將「藝術節」替換成，藝術空間、藝術中心、藝術教育機構、藝術團體、研究機構等對象，無論持分者是誰，要拓展文化的空間，就是要保持批判精神，容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