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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擁有複雜的語言環境，其中包括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以及各個語言分支出來的方言；更有在短短幾十年間混合演變出來的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和新加坡式華語（Singdarin），是研究語言融合的典型案例。

這種語言的多樣性不僅影響了新加坡人的日常交流，也深刻影響了文化藝術，尤其是劇場創作和劇場評論的形式與內容。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和多語言環境中，不論是討論「英語劇場」、「華語劇場」、「馬來語劇場」或是「泰米爾語劇場」，無疑都是複雜且具有挑戰性的課題。

純粹早就不存在了

以華語為例，英文中的「Chinese」在新加坡的語境下有著多重含義，可能指向中國、中華文化、華人、華語或是華文。因此，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環境中，「華語劇場」不僅僅是一個語言文字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身份認同、文化傳承和社會結構的複雜議題。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新加坡語言政策的改變，也隨著很多劇團從業餘性質逐漸轉向專業化，越來越多新加坡的劇場工作者來自雙語教育（英語和母語）的背景。他們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意識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這使得傳統上基於單一語言的劇場分類變得模糊。郭寶崑在1988年創作的《尋找小貓的媽媽》，開啟了新加坡多語言演出的先河。劇中只會說方言的媽媽與孩子們產生了語言的隔閡，劇中人物以不同語種交叉對話，包括了華語、英語、馬來語、泰米爾語，以及閩南話等方言。

《尋找小貓的媽媽》（2023）（攝影：Goh Bong Hiang，照片鳴謝：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

在這個背景下，一些人認為在新加坡討論「華語劇場」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劇場工作者的多語言能力使得不同語言劇場之間的界限不再明顯，「華語劇場早就不存在了」；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正因為華語在新加坡逐漸邊緣化，保護和發展華語劇場顯得尤為重要。

的確，「純粹」的語言形式在新加坡劇場中並不常見，大多數創作者都習慣於在作品中進行語言的混合與切換（即語碼轉換），以反映新加坡社會的多語言現實。反倒是極個別以純粹的華語普通話進行演出的作品，總是在新加坡引起討論甚至爭議：「新加坡人不是這麼說話的」。例如成立於2012年的「九年劇場」，在創團初期一系列以標準華語為媒介的作品，一方面吸引了不少觀眾，一方面也引起了關於新加坡華語劇場的定位和發展的辯論。而另外一些劇團例如「實踐劇場」、「十指幫」、「戲劇盒」、「Toy肥料廠」等等，則是不斷在各自的藝術方向中探索對多語言環境的再現。

多文化交織中尋找聲音

在藝術教育方面，新加坡也開始嘗試在多元文化語境中為華語劇場和新加坡劇場尋找新的定位。以剛剛成立的新加坡藝術大學南洋藝術學院的當代華文劇場學士學位課程為例，這一課程的意義不僅在於傳授華文劇場的創作技巧，更在於如何在新加坡這個多元文化社會中理解和實踐華文劇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課程中有方言和口音的相關課程，也有太極和戲曲等回歸華人身體歷史的訓練，也有東南亞傳統藝術和跨文化劇場的學習和研究。而早年郭寶崑和T. Sasitharan 共同創辦的劇場訓練與研究課程（現為跨文化戲劇學院），也具有開創意義地結合了亞洲傳統藝術形式和西方戲劇方法。

這些都是新加坡的劇場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梳理：與其他地區相比，新加坡的劇場教育，有怎樣獨特的優勢和挑戰？新加坡的劇場如何在多文化的交織中找到自己的聲音？

評論家的身份轉換

多元語言與多元文化的環境，同樣塑造了新加坡獨特的劇場評論生態。想像一下，如何以英文寫作，去記錄和評論一部其他語種或多語種的演出？這當中如何處理語言的跨越、理解、對譯，以及權力關係？

新加坡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在身體內部進行文化交流，不斷代入對話物件的語言體系。這種語言的轉換帶來的是視角的轉換，視角轉換啟發了不同身份和方法的跨越。

誠然，與口頭語言的交織和轉換不同，書面寫作的語碼轉換在新加坡極為罕見，但是演出的翻譯、字幕、評論的語言選擇、翻譯、存檔等等實踐，卻不斷刺激評論家和研究員。評論不僅僅是對藝術作品的解讀和評判，它更是一個跨越不同文化、語言、和藝術形式的複雜對話。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文化的交織性質，使得其藝術評論與批評往往呈現出「跨越」這一顯著特點。評論人不僅是作品的觀察者，還扮演著多重角色，從翻譯、主持者（facilitator）、戲劇構作（dramaturg）、到研究者（researcher）、教育者和檔案員，他們通過這些身份深度參與藝術創作的過程，並與藝術家形成一種互相促進的關係。

「英語專場：新加坡多元文化語境下的劇場評論」講者溫佳緣（左上）與陳霖靈（左下）、主持和策劃劉曉義（右上）及陳國慧（右下）（照片鳴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新加坡的評論家陳霖靈（Corrie Tan）的實踐和研究，就模糊並挑戰了創作與批評之間的界線。她不僅僅是評論人，她還與藝術家密切合作，甚至在排練過程中擔當戲劇構作和主持者的角色。Corrie的這種方式展示了批評如何能夠成為創作的一部分，而創作也可以反過來成為對自身的批評。這種相互滲透的關係，強調了藝術創作與批評的不可分割性。

檔案與文獻的角色在新加坡的藝術評論中同樣重要。從評論家到濱海藝術中心的傳播和內容部門主管的溫佳緣（Clarissa Oon），則從檔案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文字和評論如何為藝術作品建檔，以及檔案如何成為批評和研究的一種方法。她的工作表明，檔案不僅僅是記錄過去的工具，它也是批評的一部分，通過分析和解構這些文獻，評論人可以重新定義和解讀藝術作品，甚至影響未來的創作方式。

文獻記錄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批評這些記錄，然後進一步分析這些批評。這種多層次的批評方式，不僅讓藝術作品的影響力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讓批評本身成為了創造性活動的一部分。

藝術創作總是在與大環境進行對話。這種對話既是批評的基礎，也是創作的動力。通過跨越語言、文化、藝術形式和方法論的界限，新加坡的評論家正在探索一種新的批評方式，讓批評不僅僅是對過去的記錄，而是對未來的構建。

結語

新加坡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具有開放性和靈活性的特點，這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體現在文化上。新加坡劇場人一直在思考：甚麼是新加坡的劇場？甚麼是新加坡的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其獨特性，同時又能與其他文化進行對話和融合？新加坡文化的獨特性不只是多元，更在於其跨越和交織的性質。這種開放性、相容性和全球視野，正是新加坡劇場及其評論在當代發展的潛力所在。